藏传佛像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今天的造像形式的？

公元七世纪，佛教以及相关的藏传佛像传入中国西藏。曾对藏族地区及信仰地域的哲学、政治、文化、艺术、历算、医药、建筑乃至人们的生活习俗、心态都有过直接和巨大的影响。

藏传佛像艺术是西藏化了的佛教艺术，是西藏本土艺术对印度、汉族佛教艺术的吸收和融合，在其形成之早期还吸收了尼泊尔、克什米尔、吉尔吉特等艺术风格。一千多年宗教与艺术的历炼，终于在世界屋脊形成了独具雪域高原特色为世界瞩目的藏传佛像艺术。

佛教开始在西藏出现，是在吐蕃王朝第二十九代国王拉·托托日年赞时期。到了吐蕃王朝第三十三代国王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受到王室的扶植。松赞干布派遣其大臣吐米·桑博札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法，回来后创造了西藏文字并翻译了一部分佛经。

松赞干布也先后从尊崇佛教的尼泊尔迎娶了赤尊公主,从唐王朝迎娶了文成公主，并建立大、小昭寺，供奉二位公主带来的本尊释迦牟尼佛像。到了八世纪中叶，藏王迟松德赞迎请寂护菩萨与莲华生大师由印度入藏，兴建桑耶寺并大力倡佛，于是藏传佛像艺术在西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汉传佛像追求佛像造型完美理想化，形象汉化。佛像庄严肃穆，服饰完整，清纯端庄，神态安详。面相丰满而圆润，庄严典雅，衣裾自然流畅而优美。

而藏传佛像与汉族佛像有着很大区别，藏传佛像分为七个类型，即：祖师系、佛系、菩萨系、佛母系、罗汉系、护法神系和财宝天王系，并有三大特点，即：寂静尊、寂忿尊、忿怒尊。

寂静尊是平静时候的像，寂忿尊是愠怒时的像，忿怒尊是愤怒时的像。藏传佛像中也有观音、文殊、普贤等菩萨等，但形象和汉传佛像体系不完全相同。

藏传佛像造型丰富奇特，佛像风格追求个性、灵异、神秘，衣冠品种繁多，风格各异。有慈眉善目、面貌安详的显宗像；凶神恶煞、多首多臂的密宗像；妩媚动人的度母像；佛像的形象千奇百怪，有“静相”和“猛相”之分。猛相表情凶恶，面目狰狞，多手多足，牛头马面，手持法器和武器五花八门。表现了向魔障和异教徒进攻时的形象。

藏传佛像中度母，传说是观世音菩萨为救度众生而用泪水化现出来的,白度母和绿度母最受人们崇奉,相传吐蕃王松赞干布的尼泊尔妻子赤尊公主是度母的化身，能助人解脱狮难、象难、火难、牢狱、贼难、非人难等，所以又称为“救八难度母”。

吐蕃王松赞干布迎娶的大唐妻子文成公主，被认为是绿度母的化身，额心,手心,脚心各有一眼,故又称七眼佛母。

元代藏传佛教及其宗教艺术得以迅速地向内地广为传播。

明、清时期更遍布中华大地，存有相当数量的藏传佛教艺术品,是藏地历代高僧大德、众多艺僧、民间艺人亲自参与，凭借全民信教那种与生俱来的虔诚和才智，奇迹般地留给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

元代铜镀金藏式造像，明显汉化，是元代藏佛造像风格。其束腰、简衣纹、高肉髻、半月形束腰莲座等都是藏式造像的明显特征。汉化尤为明显的地方是造像的面部和衣纹表现手法。皆面相宽平，不象尼式造像面颊尖削；双目平直，双眉如弯月，也不象尼式造像眉眼上挑；眼窝不深，鼻不出钩。汉化出现了一些写实衣纹，腿部衣纹较多。尼泊尔惯用萨尔纳特式，衣纹非常简洁。

明代吸取元代独崇藏传佛教萨迦派的教训，采取“众封多建”的民族宗教政策。佛像作为重要的宗教礼品，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也随之在北京得以传播和发展。

永乐、宣德造像的风格非常独特：躯体浑厚，造型敦实，体态优美大方，面相宽平，双目平直。衣纹写实手法，有较强质感。佛像头饰螺发，身着袒右肩袈裟，菩萨戴发冠和梳发髻，上身饰网状的璎珞，下身着长裙。胎体厚重，表面都镀金，金质纯厚，亮丽悦目。莲座处都有封藏。

清代继续崇重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北京的传播和影响依然很盛。同元明两代一样，清代北京的藏传佛教也主要为帝王和皇室成员崇重和信奉。

康熙造像造型工艺精细，药师佛像是现知最早的康熙造像，身着袒右肩袈裟，衣服上刻满各种精细的植物纹饰，跏趺坐姿，双手结印，造型挺拔，结构匀称，是康熙佛装造像的典型代表，其袈裟纹饰就体现了康熙造像工艺精细的特点。

乾隆造像艺术水平要逊色一些，造型姿势更加僵板，工艺也不如康熙造像精细，虽然整体看上去造型大方、结构匀称、躯体光洁、用材讲究，但缺乏内在的精神气质和感人的艺术魅力。

乾隆时造像就是严格按照这些佛像量度的规定和既定的图像模式进行塑造，造像普遍走向程式化，从而导致艺术水平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

康乾时除宫廷制作藏式佛像外，民间大多是仿制宫廷造像样式。民间造像都不署年款，但造型样式与工艺特征与宫廷造像都非常相似。雍和宫的白檀木弥勒大佛，就是乾隆十八年(1753)由蒙古喇嘛察罕活佛主持雕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