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卡艺术的诞生

    作为卷轴画的一种，唐卡的绘画元素与传统绘画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不少的差异，唐卡表现内容、布局构图、颜料用色等方面独具特色。西藏作为汉藏文化交接的纽带，在汉藏文化的不断融合下，唐卡艺术的诞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地方。

    唐卡艺术的诞生

    一、没有证据的观点：故事和想象

    在学术界，唐卡的诞生较为普遍的大致有三个说法。其一，据传是松赞干布用他的鼻血绘就了一幅吉祥天母像。其二，唐卡的原型是印度佛教中的一种原始绘画，观点持有者是意大利藏学家图奇。其三，唐卡是青藏高原诸多寺庙壁画的另一种形式，一种为了方便游牧生活中进行宗教活动而产生的“移动的壁画”。

    对第一种说法的反驳，比较简单，首先是否真有其事尚存疑，其次，就算真有其事，绘制的图画未必就是唐卡，或其雏形。此外，现存的最为久远的唐卡实物和各项文字记录中，均没有血液制成的颜料，足以说明，鼻血绘画的故事与唐卡无关。

    第二种说法中提到的印度宗教布画，这种绘画在印度没有实物保存流传，也没有传承的相关作品考证源流，对它我们一无所知，也基本停留在想象的层面。无法比较，就无法研究，更无法确定其与唐卡的渊源。另外，在逻辑上这种说话也站不住脚，现在学术界基本能够确定的佛教传播路径是从印度到西域到中原再到吐蕃，那么即使有这种宗教布画那应该也首先是在丝绸之路和中原地区出现、发展、演变。

    第三种说法最令人接受。但这种观点基于推测和合理想象，与游牧生活中的实际宗教活动状况不符。目前所观察到的，在寺院范围之外展示佛画作品的行为，在信徒的不断追随下，演变为一种宗教仪式，晒的作品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我们所讨论的唐卡作品。唐卡是一种比较贵重的宗教物品，在日常的游牧生活中终究不方便随身携带，而且在古代，普通牧民信众没有经济实力收藏唐卡作品，我们所知的唐卡作品大部分存在于寺院。实际上，很多僧人本人就是画师，即所谓艺僧。所以，就是否能够移动是否方便携带展示来说，唐卡本质上与壁画没有功能上的区别。此外，即使已经到了唐代甚至以后，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巴塘乡勒巴沟的岩画，900平方米的岩画主要内容是佛教故事及经文；位于四川邓柯的查拉姆摩崖石刻产生于8世纪末，绘有佛像三尊；由此可见的是，藏传佛教信众对于佛像能否移动实在是不甚介意的。

    二、对唐卡诞生的论证与推测

    现代唐卡表现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最主要的题材是宗教。作为宗教画或者宗教用品，唐卡的诞生无疑与佛教在西域、中原、青藏高原的传播有必然的联系。立式卷轴的装裱方式，以线条为主的表现方式，矿物原料的运用，与中原绘画也有诸多类似之处。在地缘上，佛教在中原盛行时期，吐蕃曾一度统治青藏高原及今甘肃一带，繁盛的敦煌对这一地区持续发挥着宗教和文化的影响。文成公主进藏时，明文记载有大量艺人随行，并带有数量不详的艺术品、佛造像。综上所述，要明确唐卡诞生的时间、地域，必须厘清以上方面的各个问题。

    （一）佛教在中国和青藏地区最初的传播。

    “佛教起源于印度，自汉末传入我国，它植根、繁衍、发展、演化，并且延绵至今，这已是公认的观点。此中所指传入中国的路径应该是自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土。具体而言，明帝夜梦金人而遣使西去求经遇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迎归洛阳安置在白马寺的事广为流传，但是否是实，尚无定论。尤其是夜梦金人的细节，有学者认为这是后世佛教徒杜撰。但也有一个重要事实可以作为论据，就是所有佛教场所都称为寺，所有的佛教寺院建筑都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官式。注:“诸官曹之所，通呼为寺。”《汉书·元帝纪》：城郭官寺。注:“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东汉许慎于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写成《说文》，曰：寺，廷也，有法度者也。至于白马寺已不可考，也有原为招提寺后改名白马寺一说，亦不可考。

    据南怀瑾的观点，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有史料可靠的，是汉末和三国时期，汉桓帝、灵帝时有印度沙门来到中土并有著作。至唐朝初期，佛教十大宗派都业已成形。“自禅宗崛起，佛教成为一个纯粹理性的宗教，变成中国文化的巨流。”（南怀瑾，《中国佛教发展史略》8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

    佛教在唐朝时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原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中，势必发挥相应的作用。在《中国佛教发展史略》中，南怀瑾较为简略地论述了佛教在西藏及青藏高原的传播：唐太宗开国之后，文成公主进藏带入一部分佛教文化，此后，西藏地方又转向印度，请名僧入藏传播佛教文化并仿梵文而制藏文。在文成公主进藏后大约一百年左右，莲花生大师入藏弘扬密宗教法。

    佛教传入西藏的时间点与南怀瑾的观点大致相同。“双赞王（即松赞干布）与太宗（即唐太宗）战，后太宗与之言和，以文成公主嫁之为妃……公主极信佛，多携佛像经卷以往西藏，佛教遂勃兴。”

    虽然在细节上略有差异，但两位专家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大体是一致的。此种观点在《中华佛教史·佛教美术卷》也有出现，由此可见，佛教从中原经青藏高原传入吐蕃，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些论述中，多多少少都提到了佛像，可以推断出当时文成公主既携带了塑像，也携带了类似于平面美术作品的“方像”。莲花生大师在赤松德赞的支持下，筹建了桑耶寺，因为其建筑风格汇集了蔵、汉、印度风格，桑耶寺也称三样寺，在寺中原保存着三幅大丝缎唐卡。这是有文字记载中第一次出现唐卡字样。自桑耶寺修建开始，壁画成为寺院建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此外，该著作指出，“公元10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是藏传佛教美术的初兴时期……唐卡艺术从装裱到表现形式有了新的突破，区别于绢画和纸画的唐卡正式形成。”

    综合以上，我们认为，唐卡艺术的诞生在时间上可以推断到文成公主进藏之后，至桑耶寺建成之前的一百多年时间。

    （二）频繁的交流融合为唐卡的诞生做了铺垫

    人物画最早可追溯到殷高祖。《周礼·考工记》：画缋之事，杂五色，以象山水鸟兽。“当周之世，山水、人物、鸟兽之画则已备具”而到了汉唐之际，中国绘画已经蔚为大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之一了。这个时期，恰恰是佛教传入中国并不断发扬，不断与中国文化融合的时期。梦见金身佛像的汉明帝便是绘画爱好者和收集狂热者，不仅“求得佛教雕像、画像，传写数本，安置于南宫之清凉台高阳门。”而且“又白马寺之壁上作千乘万骑绕塔之图；又保福院画首楞严二十五观之图。”陈世曾称，此等画为吾国佛教之嚆矢也。此后，佛教绘画不断进入中国，深刻影响了六朝、魏晋、南北朝、隋唐绘画，宗教画成为中国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到了唐代，中国国力强盛，反映在宗教画中，表现为画面内容丰富，风俗、社会生活、车马等都在画面中表现，亭台楼阁、廊桥池榭、寺塔院落，建筑类型应有尽有，气势恢弘、雕梁画栋的汉式建筑将佛教形象衬托得更加庄严肃穆，佛国净土更加令人神往，令唐卡艺术更加美轮美奂，增强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对此在本人的小文《唐卡艺术中的建筑式样》中，有过详细论述。

    2.交流节点——敦煌的存在为唐卡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可能的人文地理条件。公元781-848年，吐蕃占领敦煌地区。从776年占领瓜州地区后，开凿了诸多洞窟。赵声良《敦煌石窟艺术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8月）：“大多已被后人重修重绘，只有第25窟完整地保存了吐蕃时代壁画的原作。”可见，吐蕃绘画与敦煌壁画之间在时间上、地域上有不可忽视的联系，二者互相之间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那作为藏传佛教艺术重要的构成部分，唐卡也是不可避免地与敦煌壁画艺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之所以将敦煌艺术与中国早期绘画放在一起的原因很简单，中国早期绘画尤其是汉代前后的绘画几无原作幸存于世。但幸运的是，在千万里之外的敦煌，留下了大量名家作品和不可胜数的无名画工的作品，他们忠实地记录了中原、西域、藏区绘画的各种风格和特点，在时间上的流变脉络十分清晰，甚至在同一时期各种风格之间的交流融合也是十分明显，有些中原风格的石窟旁边就是西域风格的石窟，开凿时间上相差不足十年。在这样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能够将这样广阔的地域上的绘画风格集中在数百个石窟之中，这是我国绘画史上举足轻重的瑰宝。从这个意义上讲，比照敦煌绘画，即相当于比较中原早期绘画。

    《藏传佛教美术简史》第50页写道：现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的吐蕃绢画《观音菩萨》，有简单装裱，可视为唐卡装裱的最初形制之一。从书中提供彩图可以明显观察到，主尊四臂观音颈部处有三道纹。纵观绘画史，敦煌壁画所有人物都具有这一明显特征。甚至在本可以立体表现的彩塑作品上，也刻画出三道纹形象表现颈部，如北魏第432窟中心柱北面坎内的胁侍菩萨，如盛唐时期第45窟龛内群塑中的菩萨形象，婀娜柔美，艺术家对人体比例的把握十分成熟，但仍然使用三道纹表现菩萨的颈部。在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热贡艺术唐卡绘画中，不管人物体态胖瘦，画师均无例外的在颈部绘有三道纹，有的甚至更多。仅这一特征，就可证明唐卡绘画艺术与敦煌壁画艺术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唐卡画师与敦煌画师之间，有直接的学习、借鉴、交流。《藏传佛教美术简史》第49页也有表述：“吐蕃时期的藏族艺术家白央不仅精通吐蕃佛教艺术，而且还精通汉传佛教艺术。”明确记载了作者白央及作画的内容、时间和意图。而吐蕃对敦煌地区的占领和一度对丝绸之路的控制，以及多位赞普派人到唐朝学习、生活，可以更加有力地证明这一点。此外，除了当代热贡艺术唐卡绚丽灿烂的画面风格是对传统唐卡的继承与突破性发展之外，目前能够观察到的老唐卡，包括很多明清时期的唐卡，在用色上与敦煌壁画作品、画面构图上与敦煌石窟布局均十分类似。

    从遍布中国的上古岩画到现代国画，线条一直绘画技法的重中之重，用线条勾勒人数轮廓，表现人物形象。甚至一度出现过线条打底，敷色绘制完成之后，再次绘线这样的技法。用高古游丝之细笔，是中国传统绘画最大的特点之一，后世所谓曹衣带水、吴带当风，也均指画作的线条而言。初唐时期的大小尉迟作画“其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唐卡艺术本质上而言，也是线条画。在早期藏传佛教绘画中，艺术家和画师掌握了线条技法之后，一直就不曾背弃，尽管也夹杂一些晕染、没骨这样的水墨技法，但线条是画作的主体。《佛说造像度量经》被翻译为藏文之后，奉为藏传佛教艺术创作的金科玉律，信徒丝毫不敢有违，这进一步加强了绘画尤其是唐卡绘画线条的准确性，巩固了线条在绘画中的主体地位。当代热贡唐卡作品细微之处的线条，需要放大镜才能“明察秋毫”。复杂而规律，纷繁又规整的线条，勾勒出庄严华贵的主尊形象和佛国美好画面，强化了唐卡作品的艺术震撼力和感染力。

    以上两点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唐卡在吸收融合敦煌壁画的基础上诞生，之后直到近代以前，一直稳定地保存其风格。这与藏族文化的特点相符合，在青藏高原及周边藏区，藏族文化从产生之后，就相对稳定的传承，没有发生过本质性的大规模变化。

    3.卷轴的装裱方式及丝绸在吐蕃的使用。中国传统绘画卷轴式的装裱形制产生于何时，没有定论。有记载称禄山之乱时，众多收藏家因为卷轴不方便携带储藏，而“发明”了册页这种独特的方式。可以说明，卷轴这种装裱方式的存在，有文字记录的时代便是唐代，这与本文所推断的唐卡诞生的时间基本吻合。

    中国传统绘画先用绢帛，后用纸张，唐卡从诞生到现在都是在布料上作画。最初诞生是使用什么材料也有明确记载，桑耶寺所藏“大思缎唐卡”中的缎便是我国丝绸制品的一种。那么，“缎”到底是什么呢？它又从何而来？

    绫、罗、绸、缎、丝、帛、锦、绢这些丝绸制品称谓因为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也有部分是“文字游戏”，在编织方法上在不同历史时期确有不同，在古代因为阶级原因在功用上也略有不同。但绸缎是对我国丝绸制品的总称或者统称，这是没有异议的。“大思缎唐卡”中的缎来自中原地区，也是毫无疑问的。

    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距今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过被人工切割过的蚕茧，被认为是我国蚕丝起源的最早的实物凭证。虽然也有学者存疑，但后续我国又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大量绢片、丝带和丝线。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发展，证明我国的桑蚕丝绸业在商周时期就已经普遍兴起。《诗经·郑风·将仲子》有诗句：“将仲子兮，无窬我墙，无折我树桑！”意思是你不要爬墙，不要折断我的桑树枝，足见桑蚕业对我国古代普通家庭的重要作用。至张骞通西域，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形成，我国也以“丝国”闻名于世。

    青海都兰境内分布吐蕃墓葬近三千座，考古发掘出单丝织品一项就多达350余件，其中图案不重复的品种达130余种，内112种为中原织造，18种为中亚、西亚地区织造，丝织品几乎囊括了唐代所有的品种，有锦、绫、罗、绢、纱、缂丝等。吐蕃与唐王朝之间的丝绸往来非常频繁，并且数量巨大。《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四·臣部·褒异一载：开元七年（719年）六月，吐蕃遣使请和，大享其使。因赐其束帛达五千多段。斯坦因在其《古代中亚文化遗迹》一书也记载：“吐蕃附近及其许多地方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大概是中国与西亚之间的贸易重点”。而丝绸之路青海道也已被考古界证实。这些历史足以从材料方面证明，唐卡诞生所用材料在唐朝时期也已齐备，而且在吐蕃时期广泛使用。贵重的丝绸用于尊贵的佛教绘画，是理所当然，也是相得益彰的。

    4.唐卡作品中衣饰的变化与中原绘画和雕塑的发展一脉相承。自公元5世纪开始的云冈石窟，因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多彩，堪称中国石刻艺术之冠。其中主要造像为三世佛，佛像高大，面相丰圆，高鼻深目，双肩齐挺，显示出一种劲健、浑厚、质朴的造像作风。其雕刻技艺继承并发展了汉代的优秀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艺术的精华，创造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就其衣饰而言，具有极强的犍陀罗风格，衣服不自然的紧贴身体，这种形象与本文所提到的吐蕃绢画《观音菩萨》极为相似。梁思成描述道：“其袈裟乃以软料作，紧随身体形状，其褶皱皆平行作曲线形。然粘身极紧似毛织绒衣状”。梁思成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工匠“未曾见犍陀罗原物，加之以一般美术鉴别力之低浅”（《中国雕塑史》，梁思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随着我国雕塑技艺的不断发展，佛像雕塑逐渐摆脱了外来影响，尤其是北派雕塑，本土风格越来越明显，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当为衣皱的发明，写实与写意并重的衣皱雕刻，使我国佛像摆脱了犍陀罗的呆板，充满了自由洒脱的气息，观之有飞降之感，对后世产生极重的影响（梁思成语）。

    从现存的明清老唐卡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对衣饰部分都付出了极大的心力，尤其是衣皱部分的刻画，与中国北派雕塑十分相似，褶皱处理既有现实刻画，又加以艺术化的对称处理，线条流畅，曲线优秀，观之甚美。坐像如此，立像的衣带处理又借鉴了飞天飘带的意象，极尽飞舞飘扬之能事，将线条美、曲线美发挥到极致，完全摆脱了西域风格的影响，成为唐卡艺术自身的艺术风格和特点。值得一提的是，吐蕃及后世的藏传佛教雕塑、壁画作品也呈现出类似的艺术风格。

    （三）唐卡艺术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民族心理的需求。

    此外，由格勒所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一个民族的民族自识性或自我意识是民族共同心里素质的重要特点”。而一个民族一旦形成统一的或者共同的民族自识心理，就需要一系列的文化手段去巩固、渲染、维持，比如共同的祖先传说、民族英雄的宣传和单一的信仰。格勒据此推论，在7世纪藏族形成之际，藏传佛教的传播，对吐蕃时期藏族共同心里素质的稳定和发展，应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

    根据这一观点，在藏传佛教扎根和传播的情况下，藏传佛教文化的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那么，作为藏传佛教文化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的唐卡艺术，在吐蕃时期诞生，是符合民族心理建设的需求的。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唐卡艺术是以吐蕃时期以文成公主进藏为端，在汉藏文化频繁交流融合的基础上，由精通汉藏绘画的吐蕃艺人借鉴敦煌、汉地绘画，创制的兼具汉藏特点的藏族佛教绘画艺术，形成于公元641年至779年，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等地藏区不断传承发展。此后在《佛说造像度量经》的规范之下，其主体艺术形象和风格愈加稳定，至近现代在藏区大量艺僧、艺人的努力之下，艺术上取得了巨大辉煌。尤其是，以唐卡、泥塑、堆绣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热贡艺术于2009年被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极大地促进了唐卡在现代社会的发展。